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把从北京带来的李大钊搜集到的《共产党宣言》英文文本交请青年才俊陈望道翻译成中文本。有人说，不是陈独秀直接把外文《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请陈望道翻译成中文的，而是戴季陶或是邵力子或其他什么人交给陈望道翻译的。那么，究竟是谁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呢？

要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汉语言文学素养。而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陈望道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认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逐渐了解、熟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此外，深厚的英语和日语功底以及良好的汉语言文学素养，更使陈望道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不二人选。

此时，陈独秀、李大钊筹划将《共产党宣言》尽快译成中文，以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在当时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编辑部很快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提上日程。讨论人选时，邵力子推荐了时年29岁的同乡陈望道。他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很快，陈望道收到邵力子发来的《星期评论》请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约稿信和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欣然应允。同时，陈独秀向陈望道提供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为了专心致志完成这个任务，1920年2月，陈望道特地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开始心无旁骛地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十分憧憬、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敬仰的陈望道，聚精会神地研读《共产党宣言》，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看他如此辛苦地工作，母亲十分心疼，给他送来粽子和红糖。母亲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母亲进门一看，陈望道埋头奋笔疾书，嘴上全是黑墨水。但是他浑然不觉，真可谓“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陈望道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终于在4月下旬“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全文译了出来”。

5月，陈望道携带译稿赴沪，不料上海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邮检，造成该刊停办，使得在该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无法兑现。于是，他委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全译文交陈独秀校阅。正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得知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已完成但出版经费困难，便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出版。为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了一个取名“又新”的小型印刷所，承印此书。8月，经多方努力，《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陈望道的这一译本在上海一经问世，就风行起来，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成立。从此，这本不到三万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确立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它让无数中国仁人志士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并志愿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