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为共和国印钞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柳溥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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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中,有许多红色先驱为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们并不广为人知。
在新中国印钞史上,柳溥庆(圃青)以自己的开拓与创新确立了共和国印钞事业奠基者的地位。他坚持理想,荣辱不惊,隐忍以行,诠释忠诚。柳溥庆的革命历程,正是建党精神的生动写照,令人充满敬意!
秘密援建印钞厂
1941年春的一天晚上,上海成都路上的柳家门前,走来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头戴礼帽,身着长衫,身材魁梧。
柳溥庆出门迎客,顿时一愣,站在他面前的竟是来自新四军根据地的老同学吴福海。早年他俩都当过印刷工,一起到苏联留学。柳溥庆猜想,来客必有重要事情。
原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国民党政府停止向新四军拨放军饷。新四军重建军部,坚持抗战,但解决给养迫在眉睫。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决定在军部新设财政经济部,建立江淮银行及江淮印钞厂。发行新的货币,少不了印刷专业人才和机器设备。1941年5月,财政经济部部长兼江淮银行行长朱毅找到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督察长吴福海,派他前往上海,物色一批熟悉银行业务的人,到苏北根据地参加银行建设。
吴福海下船踏上故土,马不停蹄地先去南市胞弟吴迪飞家,向其说明来意,在海关工作的吴迪飞愿提供帮助。吴福海接着连夜赶赴柳家求援。
听说苏北根据地想建印钞厂,柳溥庆毫不犹豫地答应相助。老同学的表态,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吴福海心头泛起阵阵涟漪。
10多年前,他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1928年,柳溥庆参加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并作为旁听代表出席了六大。“1929年冬,柳溥庆在中山大学党总支总结大会上发言批评王明,被下放到莫斯科印刷厂工作。1930年(他)被王明主持的‘清党委员会’开除党籍(198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为他平反,承认其党龄从1926年算起)。”(复旦大学出版社《柳溥庆画册》2021年7月版)
当年,柳溥庆上诉无果,被迫离开了革命队伍,但他从没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新四军要找既可靠又权威的印刷专家,柳溥庆是首选。1912年,他12岁时随父由常州来沪,先后在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厂、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图画部当学徒。美国专家为印刷所开办彩色照相制版班,柳溥庆学成后被聘为技师,那年他才20岁。
其实,早在1939年,柳溥庆已与吴福海“牵手”,接受为新四军印制“流通券”的任务。这种“抗币”的半成品在沪秘密设计、印刷,运到苏北根据地,加盖发券银行名称等之后投入使用……
办厂印钞票,千头万绪。柳溥庆在吴福海陪同下秘密前往根据地,与朱毅部长、印钞厂厂长胡金魁等选定了厂址:东台裕华镇某公司仓库。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新四军建立了华光印刷公司,柳溥庆被任命为经理。
柳溥庆曾长期经营自己的印刷企业,对相关业务了然于胸。回沪后,他负责采购设备、材料,并通过亲戚、青年技工郑耀祖,在公共租界以华光公司的名义招工。吴福海也再次潜回上海,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暗中购物招人。不久,一批技工和器材被送到苏北根据地。其间,日本军警在吴淞口拦下了几部凹印机,吴迪飞闻讯赶去疏通,他把凹印机说成是棉花打包机,经这位“海关人员”巧妙解释,凹印机终于有惊无险地运到根据地。
十部手板凹印机、八台凸印机、一台切纸机、一大套照相设备,已准备齐全。但没等印钞厂开业,1941年夏,敌伪的扫荡开始了。只能将设备就地掩埋、人员转移,几个月后紧张的形势有所缓解,设备又被搬到船上,他们在黄海上与敌人周旋。直到次年八月,反扫荡取得胜利,设备及人员才随军部来到阜宁县,在羊寨镇一座庙里落脚,江淮印钞厂正式运转。
小平题照同志情
江淮银行的首批抗币面值有贰角、伍角和壹元。为保证印刷质量,柳溥庆决定采用技术精密、先进的铜版雕刻制版。他的弟弟柳培庆是铜版雕刻行家,又与吴福海曾是中华书局的同事,柳溥庆把雕刻制版任务交给了柳培庆。
江淮印钞厂举行开工典礼这天,陈毅军长亲临祝贺。当他手捧精致的纸钞抗币时,不禁连声称赞:“你们在山沟里,用陈旧的设备印出一流的钞票,真不简单!”
柳溥庆身材中等,外表儒雅,他为新四军印制流通券、抗币,在当时是冒入狱杀头之险的。这无私无畏的品格,与他的成长环境、他的理想抱负息息相关。
1900年12月,柳溥庆出生于江苏靖江生祠镇一个中医世家。生祠镇,以建于800多年前的岳王庙得名,香火绵绵的岳王庙又为当地人注入了精忠报国的精神气韵。因父亲柳文相改行从教,幼年柳溥庆随家人迁往常州,并在私塾就读。常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名人荟萃,后与柳溥庆在沪交往很深的同乡有吴稚晖、瞿秋白等。柳溥庆10岁那年,其父柳文相经同乡至亲、著名书法家唐驼引荐,到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工作,两年后柳家移居上海。柳溥庆在南市陆家浜平民小学只读了一年多书,迫于生计,身为长子的他进图书公司印刷厂当铸字工,切身感知工友之苦。
柳溥庆在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工作的几年间,《新青年》杂志、《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等相继问世,柳溥庆工余刻苦学习这些读物。他晚上到夜校上课,并补习法语。他还参加了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及声援五四的游行和演讲,加入沈雁冰(茅盾)、侯绍裘、董亦湘等人的“救国十人团”,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柳溥庆经沈雁冰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国共首次合作,柳溥庆由商务印书馆党小组组长董亦湘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时任上海大学副校长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柳溥庆1924年3月下旬赴法留学,他的人生由此奇峰突起。当他的姑丈唐驼同吴稚晖目送他登上黄浦江上的远洋邮轮,一封由团中央签署、由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开具的组织介绍信,正藏于他的行李箱。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旅欧支部30多位成员合影,柳溥庆既是摄影师,又与照片中的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是战友。他用相机记录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史料。5个月前,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由《少年》改为《赤光》,“柳溥庆负责阅稿、设计、排版,邓小平则负责策划联系并亲自动手刻写”。(《柳溥庆传奇人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周恩来请柳溥庆为《赤光》设计封面。1925年春,邓小平得知自己将被调至苏联学习后,与柳溥庆惜别,他把自己1921年在法国拍摄的头戴鸭舌帽、身着西装的全身照题词后赠予柳溥庆。
当年在欧洲,由周恩来领导的国共两党合作良好。周恩来、李富春、柳溥庆等共同出席了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二大”。1925年8月国民党驻法旅欧总支部召开“四大”。该大会主席由邓小平担任,大会秘书长由柳溥庆担任。1926年柳溥庆由陈微明(沙可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柳溥庆主持召开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八届六次代表大会,严厉声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法国当局驱逐。党安排柳溥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美术学校学习。
在莫斯科筹备并列席中共六大,是柳溥庆早期革命生涯的亮点。在中共六大秘书长周恩来领导下,他在大会秘书处工作,堪当大任。
1929年冬,柳溥庆因批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错误思想和王明的宗派集团,后被下放劳动、“开除党籍”。关于自己的遭遇,柳溥庆向共产国际提出过申诉,但回复是命他“在回国工作中解决”。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1931年回到上海,被要求“自谋职业,等待联系”,他由此不得不“淡出政治”。但柳溥庆初衷不改,一面坦然地凭借过硬的印刷技术谋生,一面一如既往地为党工作。
两次被捕巧脱身
柳溥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业一次次帮助共产党。一天,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任工务部长的柳溥庆,发现国民党军部送来印刷的绝密地图,原来是用于“剿共”的。他施计拖延,待晚上无人时冒险复制,并通过妻子周砥及时转交上海地下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印刷厂厂长陈祥生来沪养伤期间,为掩人耳目在柳溥庆任职的印刷厂当工人,受到柳溥庆的秘密掩护;吴福海受中央军委派遣赴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后,家人在上海生活陷入困境,柳溥庆夫妇一连几年每月资助其妻儿。
抗战胜利前后,柳溥庆的家搬到今奉贤路72号,他的一间书房长期作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晓的工作联络点。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一度是“上海人民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筹备处”。
1946年,柳溥庆接受党的指示,创建华东美术照相印刷公司,使新华日报社在沪的大量印刷设备得到保护,也掩护了一批地下党员。
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叛徒出卖,柳溥庆被日伪、国民党特务逮捕。柳溥庆坚定机智,不露真相,加上狱外疏通、营救,他两次均安然获释。
黎明将临,1948年柳溥庆由组织安排在香港永发印务公司任总工程师,他遵照党的指示,秘密印刷了开国大典所需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标准像,以及迎接广州解放纪念邮票、纸钞、大陆通行证等。
“党外人士”柳溥庆,无论身处险境还是在东方欲晓之时,他都无私忘我,追求自己的政治信仰,显示了极其可贵的品格。
1949年5月下旬,柳溥庆应召回到上海,之后,出任上海人民印刷四厂副厂长。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他兴奋地用德国相机、彩色胶片记录了市民上街欢庆的景象。
一个国家的货币,事关经济命脉和社会稳定,为新中国研制生产人民币,柳溥庆是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
1951年,柳溥庆调到北京工作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首任总工程师、印制技术研究所首任所长等职。柳溥庆领导研制成功了国产高级印钞机、高级水印纸,对我国印制第三套人民币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新中国人民币印制的核心技术终于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近代中国印钞权由外国人掌控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人工降雨”见情怀
1950年,柳溥庆在沪由吴福海、冯定介绍重新入党。他因病去世15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9年对柳溥庆的历史重新审定,对被冤屈迫害部分彻底平反,确认他的党龄从1926年算起。
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大功臣。2009年,我国新闻、出版、印刷界评选出新中国60年22位杰出出版家,柳溥庆名列其中。
柳溥庆在即将告别人世前依然体现出深切的爱国情怀。1973年,即柳溥庆去世前一年,他在家继续等待分配工作之际,看到报上登载全国农业干旱消息,便想到可以利用自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碘化银作为人工降雨的原料。他急忙把化工专业毕业的儿子、儿媳叫回家研究,写信给1924年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河南省农科所副所长、农科院副院长周士礼进行讨论。当年柳溥庆向国务院呈送了长达12页的《碘化银人工降雨有十大优点》的书面建议,并给周总理写信……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位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