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议为它更改校名，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90年前，1931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次年的2月22日，在江西于都一个老旧教堂，从200多名战士、通讯员、看护员中招考录取的25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批学员，这个被毛泽东称为“卫生小学”的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医学院校，从此开启了荣光熠熠的红医传奇。

播种在井冈山，诞生在瑞金城，锤炼在长征路，成长在延河畔，驰骋在东北疆场，腾飞在辽沈大地。毛泽东亲自确定办学方针，提议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七次到访学校，三次作报告，两次题词，其中广为人知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句话就是毛泽东1941年为学校第十四期毕业生所题。

90年，风云激荡，当年全部家当用一匹马就可以拉走的“马上卫生小学”，如今已经成为培养10万余名高级医学专门人才的一流大学，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国家卫生管理的领导干部和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将军40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7位。

90年，时代在变，学校“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生命至上”的红医精神没有变，时刻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没有变。

雪山草地就是课堂，全部家当一匹马就能驮走

走进中国医科大学校史馆，巨幅弧形浮雕墙映入眼帘：最左侧的一间小教堂，是学校最早的校址和临时教室。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同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建立，开学伊始，毛泽东为学校制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办学方针。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秀芝教授介绍说，建校之初，战事频起，办学条件也异常艰苦：用墨汁涂成黑板，碎砖乱石砌成桌椅，几个会点木匠手艺的学生，除了修理好门窗外，还打了两只解剖课盛尸体用的木盆；教材由教员自编，讲义由学员自刻蜡版、自己油印，仅有的教学设备是几张挂图、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和两台显微镜。所有这些家当仅用一匹马就可全部驮走，当时的军医学校被戏称为“马上学校”。

1933年4月，第一期学员毕业，朱德总司令在接见学员时高兴地说：“你们毕业了，好啊！我给你们一个名字：红色医生。”

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迅速奔赴前线，不少人战死沙场。范同麟曾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在梅岭被俘后死于敌人牢狱；胡云庚曾任红军第十军团卫生部部长，在赣东北被俘后，壮烈牺牲于雨花台；石大祥曾任红一团卫生队长，长征到陕北后在消灭胡宗南一个旅的战斗中牺牲……这些红色医生的种子，深植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

1934年，学校跟随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过湘江、战黎平、四渡赤水、两过乌江……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跋涉中，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们坚持招生、学习、救护伤员。师生们克服一切困难，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讲授和学习各种知识。行军时，教员将《药物学》编成各种各样有趣的歌曲，教给学员唱；学员们还把题目抄在纸上，挂在背包后面，以便在行军时让后面的同学学习。

1934年入学的第六期学员，在长征中继续学习，1936年6月1日，71名学员在四川炉霍毕业。学员们非常高兴，他们手捧着用当地抄写经书的厚纸制作的毕业证书，豪迈地唱起了自己创作的毕业歌：“1931年卫校开办了，培养红军卫生干部，努力再努力，科学检验是真理，我们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第六期学员、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部长的何曼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六期学生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值得铭记的岁月。”

让学校师生引以为豪的是，长征路上，他们还成功救治了周恩来。1935年，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病倒了，当时就要进入草地，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周恩来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处在昏迷中，医生确诊为“阿米巴痢疾合并肝脓肿”。据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才得以生存。当时根本没有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药物之外，还采取古老的“冰敷”疗法，最终使周恩来转危为安。

毛泽东7次到访，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校史馆的玻璃橱窗里，中国医科大学木制校牌格外引人注目。“校牌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制作的，但学校的校名早在1940年就有了，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郭秀芝介绍。

1936年10月，学校随中央军委到达陕北。1940年3月，学校迁至延安。同年9月，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长征后，毛泽东曾7次到访中国医科大学，其中有6次都发生在延安。

1940年秋，毛泽东亲临学校视察，并为全校师生作报告。他在报告中亲切地说：“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

也是在延安，毛泽东为学校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全国医务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从小我就听父亲讲过毛主席给学校题词的故事。我父母都曾在延安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亲自见证了题词的过程。”学校第十四期毕业生林春芳之女林朝胜说。

1941年初夏，学校第十四期，即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即将毕业，同学们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当时的十四期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要求向校长王斌汇报。王斌很快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主席，十四期学员就要毕业了，这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希望您能给我们作个指示。”毛主席在电话中高兴地答应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林春芳看见一个人骑马向学校奔来，仔细一瞧，原来是毛主席的秘书。林春芳迎上去，秘书手里拿着一个纸卷翻身下马，高兴地对林春芳说：“毛主席给你们题词了！”到了学校，林春芳把纸卷交给了王斌，他小心翼翼地展开，只见里面露出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王斌连说：“好词！好词！”“好字，好字！”然后对林春芳说：“你快找人放大几张，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和关怀啊。”放大后的题词分别贴在校部、礼堂、图书馆、十四期的教室，全体同学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学校决定将毛主席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用红色字印制在十四期的毕业证书上。1941年7月15日，十四期61名毕业生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毕业证书。直到今天，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证书上依然印着这句题词。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访苏回国途经沈阳时视察中国医科大学。这是毛泽东第七次视察这所学校，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视察的唯一的医科院校。当时学校希望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牌。毛主席欣然应允，眼看落笔时，他问道：“你们现在的校牌是谁题的呀？”当得知是郭沫若先生的墨宝时，毛主席放下了笔说：“郭沫若是大才子，他题的比我题的好。你们还是用他的吧。”

在延安，学校规模逐渐扩大，教学工作走上正轨。一大批来自各知名大学的进步青年补充到教员队伍，其中包括一批留学回国、医学造诣较深的同志，之后大都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管理者和医学教育专家。

学校除完成本身的教育任务外，也帮助边区医专培养了许多医务人员。为了预防天花，学校还为边区居民试制生产了35万支牛痘疫苗。除此之外，学校还经常派出医疗队或防疫队，帮助地方进行流行性疾病的防治和卫生知识的普及宣传，为边区人民服务。

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响起了中国医科大学校歌

“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学的技术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救护的先锋……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使受伤的祖国走向健康，走向新生！同学们努力学习，勇敢前进，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我们的双肩！”这首诞生于战争年代的中国医科大学校歌如今仍然回荡在每个医大师生的心中。

陶峰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二十四期毕业生，毕业时正赶上抗美援朝，他积极要求奔赴前线。让他一生难忘的是，在前线和朝鲜人民军换防召开的文艺晚会上，一名朝鲜人民军战士在台上唱起了这首他再熟悉不过的母校校歌。“原来这名人民军的同志也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异国校友在战场上相认，甭提多高兴了。”陶峰回忆说。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医科大学动员组织教职工，全力以赴投入到医疗救护保障工作中。一所承担伤病员抢救治疗任务的医院——北安医院就此成立。北安位于黑龙江省北部，靠近边境，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42摄氏度。中国医科大学在1950年10月接到成立北安医院的命令时，那里已是冰天雪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120名医护人员顶风冒雪在北安扎下根，高护一期、二期、三期学生因工作急需，提前毕业。部分同学一同前往，承担起大部分护理任务。

据史料记载，伤员多的时候，北安医院全体职工和学员需要紧急联合行动。每个人都是担架员、护理员、救护员、办事员、后勤供给员，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安排处置伤员。紧急手术有时每天40余例，医护人员有的48小时连续工作，不眠不休。

中国医科大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能够屡立战功，离不开兴山办学的岁月。“1946年，中国医科大学按照党中央指示到达黑龙江的兴山，两年多之后迁至沈阳。虽然时间不长，但先后有2302名学生毕业，这些毕业生被分配到部队各级卫生医疗院所或研究单位，短时间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郭秀芝介绍。

相对于兴山办学时期培养的学员，1950年在沈阳入学的“军医期”，在军内和医界名声更加显赫。“军医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医科大学为人民军队培养的唯一一期六年制授衔医学毕业生。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红毯铺就、礼兵伫立、青少年手持鲜花的场景对于“军医期”毕业生吴天一来说终生难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他获得了一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

这好像一下子把他拉回了65年前，那个庄严而喜悦的日子。1956年12月1日，600余名中国医科大学“军医期”医疗专业的同学正式毕业，奔赴新疆、西藏、兰州等高原、边海防艰苦地区。吴天一依然记得，他们刚刚相识的时候，还是一群年轻气盛的青年学生，还会说出“抗美援朝前方战场正在流血，我躲在这里学习受不了”这样略显幼稚却热血沸腾的话。时光荏苒，今天，他们中已经走出了以王正国、李朝义、姚新生、吴天一、陈洪铎等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

从唐山大地震到抗击疫情，到处都有这所“卫生大学”师生的身影

2021年11月4日，大连在时隔270多天后，再次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日上午9点58分，中国医科大学教授、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马晓春登上了开往大连的列车。这距离他圆满完成支援甘肃省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工作返回沈阳，还不到6天的时间。

作为中国重症医学的开创者之一，国务院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专家，马晓春多次背上行囊，辗转6个省份，先后奔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吉林省舒兰市，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江苏省扬州市，甘肃省兰州市、张掖市等指导当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作为一名抗疫“老兵”，他步履不停，哪里有疫情就到哪里去。

从唐山大地震到“非典”，从汶川大地震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每个危险的救援战场，都会有中国医科大学师生们的身影，都会有一面用血与火铸就的中国医科大学旗帜在飘扬。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冲击波也震撼了距离震中千里之外的沈阳市，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张锦从睡梦中惊醒。职业的敏感使她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大地震，灾区一定急需医务人员。匆忙吃过早饭，她把正在吃奶的女儿交给了婆婆，并对丈夫说：“如果我今天下班没回来，就是去灾区了。”当她赶到医院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支部正在安排去唐山救灾的人选。张锦毫不犹豫报了名，并与同事们一起着手准备药品和器械。

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间隙，张锦借用值班室的电话告诉家人她即将登机离沈，并叮嘱丈夫要照顾好正在发烧的孩子和家中老人。她和她的同事们成为震后首批飞抵灾区的救援医疗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医大师生也正在续写往日的辉煌。在湖北疫情最为危急的阶段，中国医科大学驰援湖北医疗队共计429人，被分配在武汉市和襄阳市的多家医院。他们中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辽宁重症医疗队队长丁仁彧；有接管武昌方舱医院地下二层B区的辽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崇巍……两年来，中国医科大学已有2000余人次逆行奔赴抗疫一线。

在中国医科大学“以红医精神培养白衣天使”的办学理念下，一代代医大人的生命深处都烙印着鲜明的红色印记，鼓舞着他们无惧危险地“逆行”奔赴战场，全方位践行“红医”的使命担当。（本报记者于力、王莹、张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