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是隐蔽的。随着成片的国统区被解放，共产党组织由地下走到地上势在必行。194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老解放区的党组织由秘密建党转向公开活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要求新解放地区也逐步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回顾1949年前后北京（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北京）党组织建设尤其是纪律建设，对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严守地下斗争纪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为争取更广泛的中间力量的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为中共地下党制定了“十六字”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三勤”政策（勤学、勤业、勤交友）。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方针政策继续执行，也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遵循。

早在1946年夏，中共北平市委就组织全市各大、中学党员和积极分子一百多人，到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举办的训练班。根据“十六字”方针，大家研讨如何从思想上组织上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为学员讲授党的建设问题。他强调：一定要克服少数进步分子脱离大多数群众，只在自己人中间搞政治色彩过浓活动的偏向。

在敌占区潜伏，革命气节非常重要，地下党员的骨气、志气、锐气、正气，直接关系工作成败。为加强城工部与敌占区城市秘密而快捷的联系，1947年2月，北平正式建立电台。随后，报务员艾山、译电员方亭先后被派来。刘仁与派出人员谈话时，着重进行气节教育。他说，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可能被捕，甚至牺牲。他对报务员艾山说：“到敌占区去，环境是残酷的，很可能被捕……你如果牺牲了，我们给你开追悼会。”这掷地有声的话，让艾山十分激动，深受教育。

严格保守秘密，是地下党员必备素质。刘仁为电台工作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一律停止组织生活，杜绝一切社会联系，不与亲友往来，不允许到公共场所活动，不上影剧院，不读进步书刊，深居简出，“安分守己”。刚到北平不久，方亭在巷子里遇见一个同学，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她迅速搬了家。报务员、译电员的工作严格分明，互不接触，交通员也不知道电台的具体地址。方亭与联系自己的交通员固定见面，一连两三个月这是她唯一见过的同志，每次短暂交涉便匆匆分开，对方的名字都是快解放时才知道。回到北平的方亭，已经四年多没有见过母亲了。近在咫尺却不能见面，方亭只好将思念藏在心底，期盼北平早日解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4日下午，中共北平市委在国会街礼堂（现宣武门新华社院内）召开全市地下党党员会师大会。由于礼堂容纳人数有限，全市三千三百七十六名党员中有两千多名到会，主要是城工部所属学委（含文委）、工委和铁委系统的党员及平委总支委员以上干部。参会之前，同志们如往常一样做好了“伪装”，戴着帽子、墨镜、口罩。当得知党员身份可以在党内公开时，大家突然发现最可亲的同志竟是同事或同学甚至是亲朋好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呼“原来是你啊”“原来你也是”。大家欣喜若狂，握手、拥抱，喜极而泣。这一幕，正是地下斗争时期严密组织纪律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党从地下走到地上的历史缩影。

严格入城接管纪律

接管北平具有新中国奠基礼的意义，为国内外观瞻所系，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接管北平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过问也很细致。1948年底，他叮嘱华北局负责人，“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话中将此行称为进京“赶考”，重申“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组成北平市党政军领导机关，任命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随后，彭真、叶剑英率领接管干部从石家庄出发。1948年12月21日，到达良乡。同日，北平市委发布《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要求必须严格遵守“生活一切照旧，保持原来朴素整洁的习惯”“缴获接收的一切物资，全部归公，不得私用一草一木”“对外发表主张，如不是属于党的既定政策，党已有原则确定者，须事先请示批准”等六条纪律。在良乡，加紧入城接管工作培训，包含思想纪律教育。

1948年12月2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约法八章”。1948年12月28日，叶剑英签发《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的通告》，规定了“入城纪律十四条”，细化了“约法八章”，要求入城人员服装整齐，注意礼节，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准私入民宅，遵守群众纪律等。1949年1月22日，北平市军管会又发布《接管人员工作条例及接管纪律》，要求“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本会颁发的入城纪律守则”“严格执行按级请示报告制度”“不得接受被接管机关的任何公私馈赠”等六条接管纪律。

即将进城警备的解放军第四十一军，也在加紧进行政策纪律的学习。军政委莫文骅曾这样回忆：一二一师搞了“政策点名”，一个干部拿着花名册，念一个名字、点一条政策纪律，要求战士对答如流。战士们把城市政策和纪律写在小纸片上，贴在枪托上，以便随时背诵。一二三师“评入城资格”，专门制定了“六项条件”，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驭手，一个一个评，谁不够条件，就甭想入城执行任务。三六九团一个大个子副指导员，在张家口战斗中缴了一支钢笔，揣在衣袋里。这次评议，连部的人都认为他没有入城资格。他做了两次检查，大家还是不同意他入城。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的这一天，莫文骅率领一二一师指战员，从西直门进城，接管北平防务。市委率领的接管干部，也随之对北平城区的文化、物资等系统展开全面接管。至1949年4月中旬，接管任务基本完成，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劫收”形成鲜明对比，被国内外誉为空前成功的一次接管。四十一军也出色地完成警备任务，即将奉命南下。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欢送会上，朱德总司令讲话特别强调：一个军队有了严明的纪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才能打胜仗。北平各界群众代表为四十一军各师赠送的锦旗，有一面写着“秋毫无犯、仁义之师”。

加强纪律监督和检查

接管的考试通过了，而执政的考验才刚刚开始。1949年4月18日，北平市第一次党员大会召开。会上，彭真再敲警钟：“有许多同志进了北平不想别的，就想住大房子，坐沙发，这就容易被资产阶级同化，这就不是解放军进北平，而是李自成进北京了……要知道北平是封建官僚的海……是几代国都所在地，是封建势力最大的地方，一定要警觉。我们不怕衣服穿的不好、房子住的不好。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建立新中国。我们不比房子住的好坏，要比如何做好工作，如何为工农服务……没落阶级讲究浮华、排场、奢侈，这有什么用处！”

鉴于公开党支部和党员的条件基本成熟，1949年6月18日，北平市委决定在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之际，全市各工厂、学校、机关将党的组织和党员名单全部公开。对此，有的党员认为自己水平低，怕公开身份后起不到骨干作用；有的习惯秘密工作，怕公开身份后得不到信任。1949年6月29日，《北平解放报》发表《党的支部必须全部公开》的社论，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一家，并不是两家，党的组织公开，把党放在群众监督下面，就好比放在太阳下面一样，正可以利用群众力量的帮助，纠正党与党员的错误。”北平地下党公开，打消了一些群众对党的误解。辅仁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你们党敢公开，证明你们不做坏事。国民党做坏事，就不敢公开。”1949年7月，全市党组织实现由隐蔽向公开的转变。

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言的，有些人会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1950年初，北京市党政机关普遍进行了一次检查作风、检查纪律的运动，初步检查即发现一百八十二名党员干部有贪污、腐化行为等。为加强纪律监督和检查，同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1950年5月18日，彭真在全市党员大会作报告。报告中，他就如何永葆党的纯洁性提出四条措施：第一，依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第二，依靠跟群众密切联系，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第三，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内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四，依靠制度、法律和纪律来监督保证。彭真进一步指出：“党内违反纪律的，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政府工作人员犯法的，由人民检查委员会处理，有的要送法院治罪。”

1949年前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大转折中，北京党组织面临任务和所处地位的变化都是根本性的。面对这一巨大挑战，北京市党组织牢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决不当李自成”的告诫，以纪律建设为抓手，高质量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